在讨论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性时，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3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8月13日发布并于当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医疗技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应用于临床(以下简称禁止类技术)：(一)临床应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1]而人类施展造物技艺的前提就是人的计算能力，即找到构成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基本元素，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使它们关联起来并结合为整体的那些法则，然后根据这些法则、利用这些要素来合成新的万物。

早在17世纪中叶，现代政治理论的奠基者托马斯·霍布斯便在《利维坦》中提出了人造人和人造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创造和治理世界的艺术，也象在许多其他事物上一样，被人的技艺所模仿，从而能够制造出人造的动物。[21]生命的代码从此以后可以用处理其他各种信息的方法在计算机上得到分析，生物信息学等新兴学科应运而生。自此之后，无数科学家致力于基因的解码、测序和编辑工作。例如，任何类型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和应用在英国都没有被一般性地允许或禁止，而是在英国人类生育和胚胎学管理局和人体组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的持续监管下按一事一议的方式处理。这种模式着眼的是权力，是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干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的手段。

[53]但这种自我立法与自我执行的机制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贺建奎事件中只暴露了冰山一角。而第二份规章明显缺乏牙齿，如标题所示，它只是一份指导意见，其中没有任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对此，中国特色的宪制和法治要求坚持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统一。

在恶法没有撤销之前，国家机关应适用合宪、合法的上位法而不应适用明显违宪、违法的恶法。其五，行政执法裁量基准。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是国家治理法治化，而不是以人治方式去推动这样的改革。中国特色的宪制和法治既注重建立防止、避免公权力滥权和干坏事的机制，也注重建立鼓励、促使公权力依法作为和积极干好事的机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除了我国《公务员法》以外，我国其他法律还规定了对在各相应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政绩突出的公职人员的其他奖励或激励措施。

它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约制度的某些技术性因素，但它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的基本政治内核。执法者也可以请求相应立法机关授权其先行先试，如果立法机关授权其先行先试，这就是立法者的意志，而不是执法者的恣意、滥权，这样既符合实质法治，也符合形式法治。没有健全完善的党内法规，党员主体地位的尊重，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特别是宪法)不可能频繁地修改。

[12]数据均引自国务院新闻办2018年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第二部分大幅提升生存权发展权保障水平。[13]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不管怎样，这些制约并不在总体上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优越性。在中国依宪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语境下，形式法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1]它在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推进国家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必须在宪制和法治的指导和指引下进行。

[10]这些权利分别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第42条至第47条、第49条。其二，国家机关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和积累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党的领导两者辩证统一的做法和惯例，以规范其行为。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目标。法治 中国的依宪治国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宪政，[1]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法治。当然，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某些阶段对宪制和法治较重视，某些阶段对宪制和法治不够重视。[22]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均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2012年至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累计接近21万亿元。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人民更好地行使权利，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其三，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说明理由、听取申辩等程序规则，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控制和制约。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1.5亿人，覆盖全国82.81%人口。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法的软法也在不断生长、发展，其中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或惯例，如公民和公民团体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公权力的社会规则和惯例。

因此，执政者要维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反滥权、反腐败。既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构建宪制和法治，自然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和西方国家现在实行的都是代议制、代表制。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但它属于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软法。

党的宗旨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博物馆4721个，收藏文物3662.3万件(套)，参观人次达9.7亿。

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行政复议的性质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原因在于，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会对行政复议的制度设计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行政复议领域的顶层设计问题。

作者简介：王青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一预想中的结果并未完全实现。

注释: *本文受司法部201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重点课题行政复议法修改研究（项目编号：17SFB1003）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H014）资助。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行政复议申请人（原告）本身处于弱势的地位，允许将行政复议机关搜集和补充的证据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客观上将使得行政复议申请人（原告）胜诉变得更为困难。这也是为何在原告只选择起诉原行政行为或行政复议维持决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法追加被告的缘由。在我国，大量具有行政复议权的行政复议机关并未配备专职的行政复议人员。

一方面，这一规定在客观上加大了行政复议申请人在行政诉讼中胜诉的难度。综上所述，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知，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显然并不如立法者所设想的那么美好，甚至是一项弊大于利的制度。

[3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6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36条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

在这一改变的背后，依然坚持的是二次决定理论，而且更进了一步，提出了原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决定一体化的理论，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事实上作出一个与原行政行为一样的行政行为，呈现出原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行为‘一体化的现象。[20] 参见王青斌：《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与重构——兼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4页。